《能源法》(征求意见稿)明确提出“适当发展”煤化工，而不是“鼓励发展”或“限制发展”，这是对经验教训的总结，是对今后发展的规范。

　　“适当发展”的核心要义还是要发展，这是我国能源资源禀赋所决定的，也是我国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最好形式。但怎样发展，则应该由市场决定。我国地域广阔，各地煤炭资源及水资源分布不同，市场环境也有很大差异，发展煤化工产业只能因地而异、因企而异。因此，“适当发展”现代煤化工的规定更有弹性，也更加科学合理。

　　现代煤化工是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，换句话说，是重资产行业，政策的稳定性至关重要。一个现代煤化工项目动辙数十亿元乃至数百亿元投资，因前期政策变动，不少煤化工项目建设成本已远超预算，损失巨大。

　　“适当发展”的实质要义是要素市场化，由市场配置资源，让企业合理把控发展节奏。现代煤化工发展至今，业界一度对其存在误区，认为现代煤化工既然具有一定的国家能源战略安全意义，就应该得到积极的政策扶持。因此，不少企业上项目时，一直抱有税费减免、资金扶持、政策支持等幻想。比如，煤制油企业多年来一直呼吁国家给予石油消费税减免支持，煤制气企业则期盼政策给予价格支持，煤制烯烃企业建议政府减免石脑油消费税等。但这些政策并没有出台的迹象。比如，国家对包括煤层气和页岩气等在内的非常规天然气均有政策支持，但对同属非常规的煤制气没有半点儿优惠政策。由此可见，国家并不打算给现代煤化工特殊政策。换句话说，政府将现代煤化工产业视为充分市场竞争的产业，希望煤化工企业直接参与市场竞争，由市场配置资源，依据市场需求自我调节，让其适当发展、适者生存。

　　《能源法》有关“适当发展”的定位，传递的政策信号也十分清晰。这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将煤化工的发展主导权交给了市场，交给了企业，由市场决定能不能上，由企业决定愿不愿上，让政策调控尽可能地退出这个领域。这也让现代煤化工企业丢掉幻想，回归市场，更加关注市场而不是政策。

　　其实，现代煤化工是高油价和低煤价的产物，煤制油、煤制气、煤制烯烃、煤制乙二醇等产品能否实现盈利，主要取决于国际原油价格和国内煤炭价格这两个“变量”。现代煤化工发端的2005年，国际油价一路高歌猛进，曾突破70美元/桶，而当时煤炭价格并不高。按行业专家测算，煤化工的盈亏平衡点一般为油价60美元/桶，那时人们普遍预测，国际市场将持续进入高油价时代。可以说，是市场催生了现代煤化工。但后来的发展并不如人所愿，国际油价在2008年达到顶峰的147美元/桶后，便一路“跌跌不休”，给煤化工发展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。

　　进入2020年，随着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不断蔓延，市场供需失衡，国际油价更是跌至地板价以下，让人目瞪口呆。煤化工企业的业绩更是惨不忍睹。当然，随着疫情好转，油价会慢慢回升，但何时回到煤化工企业期望的60美元/桶以上，谁也不敢预测。由此可见，市场的产物必须随着市场走，“适当发展”的定位对现代煤化工产业来说是非常合适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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